“历史的终结”

2025年是动荡的一年。自唐纳德·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以来，60%的国际发展基金被削减，西方的移民管制成倍增加，贸易壁垒上升，人工智能消灭了数十万个工作岗位，巴勒斯坦种族灭绝进入最后阶段，涉及核大国的冲突加剧。用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话来说，“旧世界正在消亡，新世界正在挣扎着诞生：现在是怪物的时代。”

二战结束后，美国经历了25年的相对包容性增长。直到1970年，白领和蓝领行业的实际工资（经通胀调整后）一直在上升。技术突破频繁而重大。作为互联网前身的数字计算机、数据存储设备、微芯片技术和分组交换网络，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加入了这场战斗。在航空领域，音障被打破，第一颗卫星进入轨道，火箭登陆月球。在生物医学领域，DNA结构被绘制出来，脊髓灰质炎疫苗被发现，口服避孕药被批准。在传媒业，便携式收音机和彩色电视无处不在。也许最重要的是，像食物、衣服、住所、教育和医疗保健这样的基本设施对于单一收入的中产阶级家庭来说是很容易负担得起的。

同时，建立了一个全面的国际发展架构。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成立，通过政策制定、短期信贷协议和基础设施相关援助，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特别是在非殖民化之后。一年后，联合国成立，旨在促进各国之间的贸易、社会文化交流和和平/和谐。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于1948年，旨在解决公共卫生危机。1961年成立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引领了全球经济、治理和人道主义援助领域的发展。在此期间，这些全球性机构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制度加强方面发挥了真正的建设性作用。在冷战背景下爆发冲突（如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的同时，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运动、前两次女权运动和几次反殖民独立运动等重要的人民运动也在世界范围内起飞并扩大了自由和主权。

这种趋势在1971年开始转变，当时尼克松总统解除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冲击波。美联储（fed）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地印钞：从而引发巨大的通胀压力，侵蚀购买力。几年后，人们观察到“金融资本”的主流化。1973年的石油禁运导致油价飙升了近300%，随后，欧佩克国家看到了大量美元流入——由于国内产能有限，他们把这些美元存入了美国银行。这些储备随后被重新转换成美国国债，以换取军事保护。这推动了有形商品和服务的增长/创新转向债券、股票、衍生品等的“投机交易”——这一趋势导致了更大的不平等和实际创新的下降。

在里根总统的领导下，情况变得更糟，他启动了新自由主义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前者的功能是通过大幅削减税收、监管、贸易限制等，以及对有组织劳工的广泛镇压，赋予大公司权力——有效地颠覆了国家机器，为大资本的利益服务。1989年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将“私有化、自由化、放松管制”确立为全球经济的正统观念，将全球南方国家困在债务和资源开采安排中，使殖民主义活力重新焕发。其次，一系列军事和情报干预作为向苏联施压的广泛战略的一部分。虽然阿富汗是主要的对抗，但几个政权和民兵组织的支持-特别是在拉丁美洲-是“里根主义”的核心特征。前者包括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阿根廷和智利政府；后者则组成了尼加拉瓜的反对派和巴基斯坦的“圣战者”。这引发了暴力循环，整个武器/弹药经济、性/毒品贩运和极端主义灌输项目在脆弱社区激增。这些组织中的许多人后来参与了9/11袭击，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造成数百万人死亡。

这种模式——国内经济不稳定，海外暴力——持续了整个2000年代和2010年代。2008年的金融危机、奥巴马的无人机战争、ISIS的崛起、阿富汗的动荡、以色列的持续占领以及对Covid-19的糟糕处理都是美国走向衰落的迹象。即使在科技领域，这20年来的进步也几乎停滞不前：消费电子产品（如iPhone）的年度进步微乎其微，几乎没有任何突破性的发现。近年来，大型语言模型被公认为是对这种平静模式的重大突破，但即使是这些潜在的革命性工具也被用于推进军事、监视和移民控制系统——加速了向法西斯主义的运动。

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大幅减少对联合国机构的捐款，无视国际刑事法院的指令，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这一切都很明显，二战后由美国领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走向终结。最近与伊朗的“12天战争”只是暴露了美国的弱点，因为前者能够保存铀库存，给特拉维夫一个沉重的打击，并对海湾空军基地发动攻击。在国内，纽约——“美国梦”的首都——最近投票给了一位坚决反对公司和亲巴勒斯坦的候选人作为民主党市长候选人，从而拒绝了西方霸权的两个核心意识形态原则，即资本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

1992年，苏联解体后不久，政治理论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布了“历史的终结”，断言自由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三十年过去了，他的说法听起来很可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很难预测，但已经提出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核末日，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在针锋相对的交战后互相炸毁。另一个是“全球主义”秩序的到来，一个以完全控制和征服为前提的秩序：一个奥威尔式的噩梦。

还有第三条道路：摆脱无休止的战争、剥削和专制。它的名字是社会主义。

2025年是动荡的一年。自唐纳德·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以来，60%的国际发展基金被削减，西方的移民管制成倍增加，贸易壁垒上升，人工智能消灭了数十万个工作岗位，巴勒斯坦种族灭绝进入最后阶段，涉及核大国的冲突加剧。用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话来说，“旧世界正在消亡，新世界正在挣扎着诞生：现在是怪物的时代。”

二战结束后，美国经历了25年的相对包容性增长。直到1970年，白领和蓝领行业的实际工资（经通胀调整后）一直在上升。技术突破频繁而重大。作为互联网前身的数字计算机、数据存储设备、微芯片技术和分组交换网络，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加入了这场战斗。在航空领域，音障被打破，第一颗卫星进入轨道，火箭登陆月球。在生物医学领域，DNA结构被绘制出来，脊髓灰质炎疫苗被发现，口服避孕药被批准。在传媒业，便携式收音机和彩色电视无处不在。也许最重要的是，像食物、衣服、住所、教育和医疗保健这样的基本设施对于单一收入的中产阶级家庭来说是很容易负担得起的。

同时，建立了一个全面的国际发展架构。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成立，通过政策制定、短期信贷协议和基础设施相关援助，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特别是在非殖民化之后。一年后，联合国成立，旨在促进各国之间的贸易、社会文化交流和和平/和谐。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于1948年，旨在解决公共卫生危机。1961年成立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引领了全球经济、治理和人道主义援助领域的发展。在此期间，这些全球性机构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制度加强方面发挥了真正的建设性作用。在冷战背景下爆发冲突（如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的同时，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运动、前两次女权运动和几次反殖民独立运动等重要的人民运动也在世界范围内起飞并扩大了自由和主权。

这种趋势在1971年开始转变，当时尼克松总统解除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冲击波。美联储（fed）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地印钞：从而引发巨大的通胀压力，侵蚀购买力。几年后，人们观察到“金融资本”的主流化。1973年的石油禁运导致油价飙升了近300%，随后，欧佩克国家看到了大量美元流入——由于国内产能有限，他们把这些美元存入了美国银行。这些储备随后被重新转换成美国国债，以换取军事保护。这推动了有形商品和服务的增长/创新转向债券、股票、衍生品等的“投机交易”——这一趋势导致了更大的不平等和实际创新的下降。

在里根总统的领导下，情况变得更糟，他启动了新自由主义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前者的功能是通过大幅削减税收、监管、贸易限制等，以及对有组织劳工的广泛镇压，赋予大公司权力——有效地颠覆了国家机器，为大资本的利益服务。1989年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将“私有化、自由化、放松管制”确立为全球经济的正统观念，将全球南方国家困在债务和资源开采安排中，使殖民主义活力重新焕发。其次，一系列军事和情报干预作为向苏联施压的广泛战略的一部分。虽然阿富汗是主要的对抗，但几个政权和民兵组织的支持-特别是在拉丁美洲-是“里根主义”的核心特征。前者包括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阿根廷和智利政府；后者则组成了尼加拉瓜的反对派和巴基斯坦的“圣战者”。这引发了暴力循环，整个武器/弹药经济、性/毒品贩运和极端主义灌输项目在脆弱社区激增。这些组织中的许多人后来参与了9/11袭击，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造成数百万人死亡。

这种模式——国内经济不稳定，海外暴力——持续了整个2000年代和2010年代。2008年的金融危机、奥巴马的无人机战争、ISIS的崛起、阿富汗的动荡、以色列的持续占领以及对Covid-19的糟糕处理都是美国走向衰落的迹象。即使在科技领域，这20年来的进步也几乎停滞不前：消费电子产品（如iPhone）的年度进步微乎其微，几乎没有任何突破性的发现。近年来，大型语言模型被公认为是对这种平静模式的重大突破，但即使是这些潜在的革命性工具也被用于推进军事、监视和移民控制系统——加速了向法西斯主义的运动。

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大幅减少对联合国机构的捐款，无视国际刑事法院的指令，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这一切都很明显，二战后由美国领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走向终结。最近与伊朗的“12天战争”只是暴露了美国的弱点，因为前者能够保存铀库存，给特拉维夫一个沉重的打击，并对海湾空军基地发动攻击。在国内，纽约——“美国梦”的首都——最近投票给了一位坚决反对公司和亲巴勒斯坦的候选人作为民主党市长候选人，从而拒绝了西方霸权的两个核心意识形态原则，即资本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

1992年，苏联解体后不久，政治理论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布了“历史的终结”，断言自由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三十年过去了，他的说法听起来很可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很难预测，但已经提出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核末日，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在针锋相对的交战后互相炸毁。另一个是“全球主义”秩序的到来，一个以完全控制和征服为前提的秩序：一个奥威尔式的噩梦。

还有第三条道路：摆脱无休止的战争、剥削和专制。它的名字是社会主义。